司马迁写史记的故事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人，一说龙门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写史记的故事：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

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

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

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职尽责。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贬低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汉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

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

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

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司马迁写史记的背景：

1、自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建立汉王朝之后，又经历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和汉武帝四位帝王励精图治，汉朝已经成为了一个经济文化发达、政治军事强盛的王朝。

2、为了维护王朝的统治，当时的统治者们不仅要颁布一系列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上的政策，也需要一部史书来总结历代兴盛衰亡的经验，为自己提供借鉴。

3、中国是一个十分重视修史的国家。早在先秦时期，《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史书就已经以各种方式记载历史，不仅为《史记》的创作提供大量的历史资料，也为《史记》写作体裁提供了丰富的借鉴。

司马迁写史记的特色：

1、人物刻画

司马迁善于刻画人物，经常通过一些细节来描写历史人物，不仅能够让历史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也有利于营造或是悲伤、或是宏大的氛围。

比如在《史记·项羽本纪》里，荥阳之战中，司马迁是这样描写的：“项王嗔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 走还入壁，不敢复出。”充分体现了项羽意气风发的样子。而在垓下之围时，穷途末路的项羽是“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嗔目而 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

虽然还能看到项羽的勇猛威姿，但也展现了项羽走投无路的绝望之情。这不仅可以增强《史记》的阅读性，也可以让后人更加直观地了解历史，同时在客观上让《史记》成为了后世小说、文学、戏曲等艺术形式取之不竭的素材宝库。

2、求真求实

在创作《史记》之初，司马迁就立志要写一部“信史”。因此《史记》在创作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力求做到不偏不倚，公正写史。虽然秦朝只有短短二世，并且秦朝的暴政让百姓苦不堪言，但司马迁对于秦始皇统一全国的伟大功绩不吝笔墨进行了肯定。

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司马迁抛弃了“天雨粟，马生角”的传奇素材，也舍去了燕太子丹用“杀马取肝”和“砍去了琴师的手”等不合理手段结交荆轲的离奇情节。而是以客观、合理的角度去叙述“荆轲刺秦王”这段史实。

3、爱憎分明

《史记》有着比较明显的区别与特点，就是它的个性十分鲜明。由于司马迁自身的经历，他对于弱者、失败者总会流露出怜悯之心，所以他才会将失败的楚霸王项羽和女流之辈的吕后编进只写帝王的本纪之中。

对于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司马迁并没有因为他尊贵的地位而极尽阿谀奉承之能，而是如实记录刘邦的一生，尤其是对刘邦发迹之前的无赖行径进行了客观地描写。

在描写汉武帝时，也没有故意舍去汉武帝穷兵黩武、迷信方士等荒唐行为。这些也体现了司马迁爱憎分明的鲜明的批判个性。司马迁在《史记·李广列传》中，司马迁通过对李广跌宕一生及其家族没落的描写，表达了自己对于李广的同情以及对汉武帝时期用人制度的不满。

司马迁写史记的思想：

1、大一统思想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到，他创作《史记》的目的就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意思就是说，历史是不断变化的，统治者治国政策应该因时而变，也就是要学会改革。书中讲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结果大治。然而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没有及时调整政策，结果二世而亡。

2、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是《史记》的主导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也促使了儒学在汉武帝时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推崇，这也影响了《史记》的创作。

在《史记》中，司马迁不仅着力书写《孔子世家》，还将孔子的追随者们也立了《仲尼弟子列传》，在这些篇章中，司马迁对孔子的理想和高尚品格进行了歌颂，可见儒学对史记的影响之大。

《史记》并不是不加辨别地全盘接受儒学思想，而是进行了扬弃。《史记》继承了儒学“明是非，定犹豫，别嫌疑”，“拨乱世反之正”的褒贬精神，通过批判现实来推崇惩恶扬善的良好道德情操。儒学中的精华部分，比如“德政”、“仁义”、“安民”、“任贤”等等皆在《史记》中得到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