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颇蔺相如列传选自

廉颇蔺相如列传，出自司马的《史记》。而《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史记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大部分。

廉颇蔺相如列传选自

史书。《史记》，二十四史之一，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廉颇蔺相如列传，出自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卷八十一。

战国末，强秦采取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战略，积极对外扩张。赵国实力比秦稍弱。本篇为合传，以廉颇、蔺相如为主，并记述了赵奢父子及李牧的主要事迹。价值连城、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布衣之交、负荆请罪、刎颈之交、怒发冲冠等成语均出自本篇。

史记的创造背景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司马迁与史记的故事

司马迁子承父业，父亲司马谈在临死之前将家族的使命和自己的遗愿都托付给司马迁，希望司马迁能够接着编写自己的论著。司马迁也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早年间游历山水，了解风土人情，搜集古事旧闻的司马迁为编写《史记》积累的大量的素材。公元前104年的时候，司马迁就着手开始编写《史记》了。

但是不幸的是，在公元前98年的时候，李陵战败投降匈奴，被匈奴俘虏做了战俘，汉武帝对此非常的生气。但是司马迁却没有逢迎汉武帝的意思，司马迁为李陵解释求情，认为李陵是一个孝敬爱国的人，投降匈奴是迫不得已，心中一定还想着他日能够重新回朝。但是汉武帝却将司马迁逮捕入狱，司马迁被捕入狱之后遭受到了酷刑拷打。李陵投降匈奴的罪名被“坐实”之后，司马迁也因此受到了牵连，受到了宫刑的处罚。

在身体和精神都受到重大的创伤之后，司马迁忍辱负重，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写《史记》之上，完成《史记》也成为了司马迁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前后十四年，司马迁最终完成这部传世的巨著，司马迁写《史记》的故事，也被人们所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