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分五大部分,共计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是一部组织严密、内容丰富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
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纪传体通史:以人物为纲,按时间顺序,连贯地记述各个时代史实的史书体例。这一史书体例,为西汉司马迁所创并成功应用于《史记》中。
《史记》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人们称为“信史”,由西汉武帝时期的司马迁花了13年的时间所完成的。记载了上起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约三千多年的历史。它包罗万象,而又融会贯通,脉络清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太史公自序》),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详实地记录了上古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
《史记》它不同于前代史书所采用的以时间为次序的编年体,或以地域为划分的国别体,而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的一种体例。从此以后,从东汉班固的《汉书》到民国初期的《清史稿》,近两千年间历代所修正史,尽管在个别名目上有某些增改,但都绝无例外地沿袭了《史记》的本纪和列传两部分,而成为传统。同时,《史记》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史记》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 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
《史记》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
全书共一百三十卷,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其中本纪和列传是主体。它以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史书编撰的主线,各种体例分工明确,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占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写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的,由此,司马迁创立了史书新体例“纪传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以王朝的更替为体,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其中记载先秦历史的五篇,依次 是 五帝,夏,殷,周 ,秦;记载秦汉历史的七篇,依次是秦始皇 ,楚霸王项羽,汉高祖刘邦,高后吕雉,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和汉武帝刘彻。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是帝王诸侯外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少数民族的传记。
《史记》的文学价值与历史价值:
司马迁自己评述《史记》,说它所要达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际”,研究天与人的关系,它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说“天”有意志,冥冥之中君主的保护人,所以君主称天子,是代表天统治人民的。君主施政不能逆天而行,政荒暴虐就是逆天,逆天就是丧失天命,改朝换代。这一理论告诫君主要兢兢业业,爱护人民。虽然荒诞,但有一定进步性。
第二是说“天”为自然界,讲人类社会历史要放在天地大环境中,所以天文、地理纳入了历史。但《史记》主讲“人为”,并不宣扬“畏天”,这是它的进步性。
“通古今之变”,是讲历史要贯通古今,找出变化的规律,所以《史记》是一部通史。司马迁认为世间一切都在“变”,应该用“变化”、“发展”的观点去探讨事物的发展规律,掌握历史兴衰存亡的规律,所以司马迁不守旧、不循古。他对古今关系的处理是详今略古,认为离当代越近的历史越应该总结,目的是以古为鉴,着眼现世和未来。这些都是进步的思想。
“成一家之言”,就是在叙述历史中,阐明自己的思想观点,这是司马迁的一大创新。由于《史记》是一部百科式的通史,体大思精。所以思想是雄阔而博大的。例如其中的天人观、政治观、经济观、历史观、战争观、民族观、道德观、人才观都体现了司马迁的看法,代表了当时最进步的思想。因为司马迁要拿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来回答历史是怎么变化发展的,所以他不与圣人同是非,突破了旧的思想传统和官方框架。这种创新思想,集中体现在赞扬道家以及为商人游侠立传这几个方面。
司马迁简介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人,生于公元前145年,即汉景帝中元五年;卒年大约在公元前87年,即汉武帝后元二年。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活在汉武帝时代。他的父亲司马谈是汉朝的太史令(管历史和天文的官),又是当时卓越的思想家。司马迁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所受的影响自然不小。
他从小就阅读了很多书籍,又跟随有名学者学习,学问大有进步;他二十岁左右时,开始漫游全国,考察史迹,探访传闻,了解人民的生活和各地的风物。他登上万里长城,体验到了先民的伟大和秦朝使用民力的残暴。他渡黄河、过长江、访问都江堰,考察了水利和民生的关系。他去过孔子的故乡,参观了孔子的庙堂和“车服礼器”等遗物。他到过今天的四川、云南一带,采访了当地少数民族的民情与习俗。后来,他做了太史令,又阅读和整理了官家收藏的各种图书资料。
公元前104年,他开始写《史记》(实际上整理史料的工作在公元前 108年便已开始)。这年,他四十二岁,正是精力充沛的时候。
不料,在他进行著述的第七年,在评论一件事情的时候,触怒了汉武帝,得了欺骗皇上的罪名,被下到狱中受了“腐刑”(阉割)。这对他是极大的侮辱,他受到这样巨大的打击,非常痛苦,几乎痛不欲生。但是,他一想到自己所要完成的伟大著作时,就又坚持着活了下来。他发愤继续写他的《史记》。到了公元前93年,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巨著的初稿。从这以后,直到他死,他还对他的著作做了不断的加工和修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