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而治是哪个朝代
汉朝初期治理天下,采用的是道家的“无为而治”,“无为而治“ 这一概念最先起源于《道德经》中,作为道家治国理念而存在。刘邦之后的汉惠帝、吕后、汉文帝、汉景帝都延续了刘邦的这个“无为而治”的执政思路,休养生息。
无为而治是哪个朝代
西汉。
什么是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出自《道德经》,是道家的治国理念。《道德经》的思想核心是“道”,“道”是无为的,但“道”有规律,以规律约束宇宙间万事万物运行,万事万物均遵循规律。引申到治国,“无为而治”即是以制度(可理解为“道”中的规律)治国,以制度约束臣民的行为,臣民均遵守法律制度。
“无为而治”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不过多地干预、充分发挥民众自我能动性,做到自我实现,走向崇高与辉煌。“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作为。因为不违背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而为,所以无所不为,就是什么都可以做,只要你遵循道,遵循客观规律。
西汉为什么无为而治
首先,秦国以立法强国,又以尚法亡国,但其制度较为完备,在无可借鉴的情况下,汉朝的建立者们有选择地继承了秦法。
同时汉朝的建立者大多出身底层,社会治理知识缺乏,却又无虚心学习的态度,创立新制度毫无可能,因此他们有选择地继承了现成的秦法。
其次,汉高祖刘邦的功臣们随刘邦南征北战,排兵布阵、杀人放火是他们的强项,一朝立于庙堂,简直一团乱麻,以至于越管越乱,久而久之形成了惰于管理民事的态度。
再者,自秦国统一天下至汉朝建立不过二十几年,但朝代更替,战火连年,百姓不是处于秦的暴政之中,即遭战乱骚扰,生命财产早已消耗殆尽,举国上下莫不希望获得喘息的机会,而发源于民间的道家的政治精神恰好合乎他们的心意。因此,汉高祖刘邦顺应民意采取了无为而治的治国策略。
另外,儒学历经秦朝一场浩劫,逐渐衰微,以至于汉初之时,除了专治一经的秦国博士外,并无像孟子、荀子等名动一时大儒出现,无法为汉朝的建立者们提供精神支持。但是汉高祖刘邦所能接受的道家思想,虽然在战国末期即已成为显学,其本身却并无一套政治制度可以提供统治者参考。
西汉无为而治的特点
1、顺应民意,采取与民休息的方法。
这种统治方式其理论依据,就是道家的“因”。这在黄老学说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因者君之纲也群臣而立使各自明也”。所谓“因”即“因应”、“因循”。这种学说应用在政治上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因故事成法,对过去制度不加改动;另一方面还有遵循客观形势,在原有的基础上稍加变化的意思。汉初的一切制度和政策,都是根据这一原则制定和执行的。“秦并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汉代的政治制度包括皇帝以及属下的官僚系统,均因循秦代旧制,只有个别地方才“颇有所改”。在为政、执法方面同样如此。
(一)遵循已有的,相对合理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做到无所变更,只要严格遵守即可。
(二)选择官吏的时候,尽量选择那些忠实、宽厚的长者,尽量少选择严切苛刻的官员。
(三)选择好官员之后,便要充分信任这些官员,尽量不要干预官员行事,尽量不要干扰老百姓的生活。
2、力行节俭,皇室和大臣更要带头力行节俭。
汉初统治者改变了秦朝皇帝穷奢极欲的作风,非常注重节俭。汉初的几代皇帝都非常注意节俭,也注意培养皇室节俭风气。汉文帝得知修建一座亭台需要百金,相当于十户中产家庭资产的时候,便打消了自己的想法。汉文帝看到皇后的裙子拖地之后,马上剪断了多余的部分,并规定以后裙子不能拖地,皇宫的帷帐都要严格规定。
3、轻徭薄赋奖励农耕。
秦朝的税赋负担非常繁重,刘邦登基之后,便大举减轻老百姓的税赋负担。刘邦的后继者,也非常注意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尤其是田租方面。刘邦时期国家田租基本上为 “十五税一”,汉文帝时候“三十税一”基本成为定制。汉文帝时期,甚至免除过老百姓的田租。除了减免老百姓的田租负担之外,口赋、算赋、军赋、更赋等税赋在汉文帝时期,也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免。
汉初统治者不仅减轻老百姓的税赋负担,还注意减轻老百姓的徭役负担,给予老百姓充足的生产和生活时间。比如汉惠帝时期,为了修筑长安城,需要征发民夫。汉惠帝会选择在农闲时间,而且每年民夫的服役时间不会超过三十天,为的就是不耽误农时。所以长安城墙的修筑时间长达六年。汉文帝时期,多次救济鳏寡孤独、赈济贫民,同时多次下诏奖励孝悌等。
汉初统治者通过这样一系列措施,对稳定汉朝初年的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汉初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约法省禁,轻刑慎罚。
刘邦进入关中之后,废除严苛的秦法,实行“约法三章”。汉朝建立之后,“约法三章”难以适应时代的需要,相国萧何在秦律的基础上,制定了《九章律》,成为后来汉朝法律的基础。汉初几十年,各个统治者不断对法律进行改革,不断废除法律中较为严苛的条例。比如,吕后时期废除三族罪和妖言令,汉文帝时期废黜了肉刑、连坐法、诽谤罪等。经过改革之后,秦法中那些比较严苛的部分逐渐被废除,推动了法制文明化程度。
无为而治的负面影响
西汉初的“无为而治”虽然为西汉王朝的发展铺上了康庄大道,但与此同时又为自己树立了诸多“障碍”,这些“障碍”我们最终归纳出三点,也可以称其为西汉发展道路上的三座大山。
第一座大山——商人巨贾
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平民放弃耕地,转而投向经商,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另一方有钱的大商人,反过来兼并贫农的土地。这样下去,不仅耕地的人少了,就连掌握在农民手中的耕地也少了,无土地的流民增多,这就增加西汉社会的负担。这种现象在吕后时期可能还没有显现出来,这只是矛盾爆发前的假象,我们“让子弹飞一会”,到了汉文帝时期这一矛盾就开始明显了,贾谊的《论积贮疏》就很说明问题。等到了汉武帝时期,这个问题就更加严峻了,汉武帝为了稳定局面,不得不打压大商人,出台一系列抑商措施,大幅度提升对商人的税收,提高对商人的监管力度,这些举措让当时的大商人几乎消失殆尽。但却给后世留下了要想富就要从商的念头,屡禁不止,商人兼并土地的做法终究激化了西汉王朝的社会矛盾,加速了他的灭亡。
第二座大山——诸侯王国
“无为而治”让诸侯国得到了迅速发展。刘邦消灭异姓诸侯后,没有参照秦始皇实行郡县制,而是将这些土地分封给了刘氏子弟。刘邦之所以把刘氏子弟分封出去,目的是为了抵抗外敌支援中央王朝,但是诸侯王国自身的强大本身也对西汉王朝是一种威胁。在分封初期,这些在诸侯国刚刚掌权的刘氏子弟尚还年轻,根基不稳,如果中央王朝严加把控还好说,但是到了吕后时期,不但没有严加把控,而且还放松了监管。这“无为而治”政策口子一开,恰恰让他们钻了空子,各路诸侯在自己的地盘可谓是“撒了欢儿”的发展。诸侯王国翅膀硬了之后,一个个还狼子野心,所以这就爆发了后来的“七国之乱”。本应该在分封初期就能把控好的诸侯问题,但是吕后时期非但没有进一步严格控制,而且还来了个“无为而治”,这直接造成了各诸侯王国发展不可控的局面。
第三座大山——豪族地主
豪族地主才是西汉王朝最大的敌人。要说贯穿整个西汉历史的矛盾,既不是大商人阶层,也不是各路诸侯王国,而是地方的大户豪族势力。“无为而治”而治的目的是“休养生息”,休养生息的关键在于农业经济的发展。而在当时主导农业发展的有两大群体,一个是拥有大片集中土地的豪族大户群体,另一个是土地分散的小农群体。很明显,国家减少对农业的干预,受益最大的群体就是豪族地主群体,可以说无为而治的政策壮大了地方豪族的势力,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但与此同时豪族地主群体的壮大也为西汉王朝培养了一个“强大敌人”,为西汉的灭亡埋下了隐患。
豪族地主产业众多,各种势力错综复杂,一些收税人员甚至不敢去这些豪族家里收税,除此之外,豪族地主本身的税率就比一般的小农低很多,即使这样也会经常瞒报土地、奴婢的数量,用以减少纳税。通过这些特权,他们暗地里接纳小农的土地,这样小农们为了减少纳税负担,就可以不向中央王朝纳税,转而直接向豪族地主纳税。可谓是地方豪族地主与中央王朝争利。